思维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君子”作为一种理想人格，融知识与技能、道德于一体，能够做到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，在思维道德方面具有仁、智、勇等品格，并形成了影响广泛的“君子思维”。“君子思维”是一种追求实现君子人格的思维形式，是对君子的本质、特征、作用、实现方式和发展规律等方面的认识过程。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的《论衡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辨性著作，该书以“疾虚妄”为宗旨，详细讨论了当时书面记载与口头流传的各类观点、言论、故事，提出了“考之以心，效之以事”原则，即一方面在心中对事物做逻辑思考、判断，另一方面以具体事件、现象来验证。由此，王充得以判断事物的是非真伪，对其中“虚妄”的内容加以批判，并提出更为合理的见解。王充的著述思维过程正体现了中华传统“君子思维”的突出特点。
敢于质疑 不囿成说
王充对于公认的权威观点并不盲从，在经过审慎思考、周密论证后，能够对其中的不实之处大胆提出疑问，表现出刚强勇毅的“君子思维”的特点与境界。
《论衡》中九《虚》三《增》12篇文章，专门针对书面与口头流传的各类虚妄说法和增饰内容进行辨析，以论定虚实。其中，《语增》《儒增》《艺增》分别针对“小人之语”——传书、“贤人之文”——儒书、“圣人之言”——经艺。如果说，对于前两者的批判还算情理之中，对于堪称“万世不易”的“经艺”的批评，则足以显示王充的勇气。汉武帝时儒学被定为官学，五经地位日益隆尊。汉代人甚至对五经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神化，如《论衡》所引，“或说《尚书》二十九篇者，法曰斗七宿也。四七二十八篇，其一曰斗矣，故二十九”，“或说《春秋》十二公，法十二月也”（《正说篇》），在时人看来，经书内容、形制与天地历数冥冥相合，更凸显其神圣不可置疑。王充却在《艺增》等篇中对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中的夸张增饰之语予以辨正，表现出在权威面前“尤爱真理”的无畏气概。
经艺出自圣人之手，汉代人们将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武、周公、孔子等视为圣人。王充则不仅举出关于孔子、周公言行的16条例子，说明圣人并非“生而知之”，更在《问孔》篇中对孔子部分言行予以批驳。如针对《论语》记载的“宰予昼寝”一事，王充认为孔子责骂太过：“使宰予性不善，如朽木、粪土，不宜得入孔子之门，序在四科之列；使性善，孔子恶之，恶之太甚，过也。”这样的批评，不仅在当时石破天惊，甚至在王充身后仍持续引发非议。清乾隆帝在读到《论衡》中《问孔》《刺孟》篇时便大为光火，称“已有犯非圣无法之诛”。这亦从反面验证了王充敢于质疑权威的非凡魄力。
对于汉代思想界主流的“天人感应”理论，王充同样不以为然。汉代天人感应理论主要作用于政治领域，其核心思想即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善恶行为会引发天的反应，体现为灾异和祥瑞的形式。王充则坚持“天与人不相应”，认为自然现象发生有自身规律，不以人的行为为转移，《论衡》中专门有《寒温》《谴告》《变动》《明雩》《遭虎》《商虫》等多篇，对于各种自然与人事的所谓对应一一予以反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汉儒构建的天人感应理论，一方面借上天之威对君主言行进行约束，另一方面也借上天之势凸显君主作为“天意代表”的权威。王充的做法意在割裂天与人的关系，在当时甚至可能招致政治风险，在这种情况下依旧敢于质疑主流、挑战权威，足见王充的勇气。
博览群书 躬身实践
《论衡》中，王充的不少论据来自对各类书籍、典故的征引，如《率性篇》论证人性可塑造时，即以阖闾、勾践手下兵士在君主感召下违背贪生怕死的本性、甘愿赴汤蹈火为例证；《齐世篇》论证上古三代并不优于当世，举出传书所载夏商周世代更替亦经历了由忠到敬、文的盛衰循环；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这些例证多为王充阅览各种书籍所得。作为东汉通人的代表，王充青年时游学京师洛阳，受业太学，师事著名学者班彪，在此期间常流连于书肆之中，广泛涉猎众流百家之言。从《论衡》征引情况看，王充所读的书籍包括儒家经典著作、传经解经之经传、诸子著作、数术方技书以及谶记纬书。可见，他卓越的思维活动建立在巨大阅读量基础之上，而古人认为学养深则胸次高，《左传》将“博物”与“君子”连用，扬雄、张衡都曾提出“耻一物不知”，博学多闻不仅仅是知识素养，更是寄寓儒家君子理想的人格修养。王充的博学，由此亦具有道德意义。
